领证，明天就能为别人离婚。”
“你可想清楚了。”
12.一周后，镇棉纺厂领导班子的处理决定贴满了小镇的大街小巷。
沈厂长被撤职查办，陈绣文和沈瑜被开除，分房资格也被收回。
我回到计委那天，王主任亲自给我泡了杯茶：“小苏啊，这次办的不错，省里要调你去参加干部培训班。”
窗外的知了还在叫，钢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。
我的新工作证上，“副科长”三个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沈瑜离开县城那天，我正好去车站送资料。
他穿着皱巴巴的西装，手里拎着个旧皮箱。
看见我，他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也没说。
火车鸣笛时，陈绣文的哭声从站台另一端传来。
沈瑜的背影在夕阳下被拉得很长，像极了当年棉纺厂库房里纠缠的纱线。
后来，我隔三差五会收到从深圳寄来的包裹。
有时是进口的钢笔，有时是最新的经济著作，还有一次是条真丝围巾——和沈瑜当年常戴的那条一模一样。
这些包裹我从未拆开，全都原封不动地退回了邮局。
只有一次，我不小心瞥见信封背面写着一行小字：“小琴，深圳的棉花都是机器采摘的，再也不会有人吸进飞花得病了。”
我把这封信连同其他未拆的信件一起，锁进了办公室最底层的抽屉。
铜质的钥匙转动时发出清脆的响声，像是给那段往事画上了句号。
如今每当我走过县委大院，樟树叶子沙沙作响，年轻的同事们都说，苏科长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最晚。
而我的搪瓷杯里，永远泡着最浓的茶。
杯底印着的“先进工作者”的红字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全文完
